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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能量拆遷 法律當如何規制

2014年03月30日 15:32 ||

  只有土地才可能孕育并涵養“鄉愁”.可是,近幾日,關于征地拆遷的熱議此起彼伏。事件當中,被拆遷者根本毫無“鄉愁”可言,有的只是 夢魘。而被稱為“拆遷市長”的太原市長日前又拋出驚人之論:“任何一個市長都是不愿意拆遷的。”輿論嘩然,網友質疑:怎么可能?政績不要了?GDP不要了?

  都市需要更新,舊城區應該改造,城鎮化以及農業勞動力轉移也需要城市的變革。然而在現代化的追求中,拆遷本無可厚非,只是我們反對“負能量拆遷”.

  “記得住鄉愁”成蒼白的政策宣撫

  政府權力介入社會變遷,是現代福利國家職能擴展的表現。變遷背后運行著的國家權力,其與資本結合之后不受節制的沖動是負能量拆遷的根源。

  拆遷是一種超越個體良知和意志的體制邏輯,土地財政、政績工程、GDP指標、升遷預期等,形成封閉自運行的“規訓”系統,任何人進入這一系統,欲求政治生存,便不得不模仿適應。

  盡管“鄉愁”經由文化學者和社會批評家的推動,成為一種美好的愿景,但它太昂貴和奢侈,官員消費不起,平民更是奢望。它無法成為節制強拆的內在飽滿的倫理原則,更別談成為一種法律標準了。沒有聽說哪個市長在謀劃拆遷時顧忌過“鄉愁”,也沒有聽說哪個官員因為破壞“鄉愁”被問責。“記得住鄉愁”成為最蒼白無力的政策宣撫。

  強拆的負能量隨處可見,大體有如下數端:第一,執法者違法,法律權威流失;第二,官商勾結,權力公共性與公信力不斷衰減;第三,前置人大規劃與后置司法審查疲軟無力,行政權一權獨大,缺乏結構制約;第四,拆遷過程引發暴力沖突;第五,拆遷補償的隨意性誘發“釘子戶”和“拆遷公司”民間戰爭,甚至卷入本土基層精英,消解社會信任團結的核心資本;第六,拆遷人為制造大量糾紛,社會非理性行為和違法犯罪預期攀升,維穩財政壓力加大。

  拆遷減負重在依法限權

  新聞報道中,我們一直看到這樣的情景:一夜之間,在缺乏法律正當程序、公正補償和基本尊嚴對待的前提下,土地被強征,房屋被強拆,親人被暴打致殘,鄉村鄰里秩序支離破碎……如果“維穩”不是單純“維利”,而是“維權(利)”,負能量拆遷必須依法制止,城鄉建設必須放慢腳步,引入規范治理

  太原市長的“不愿意”可以看做一種心聲,即他自己也承認如此拆遷的負能量過重,需要矯正。這就涉及“拆遷減負”的問題。這其實需要解一個套:為什么拆遷糾紛中的每一方在未發生拆遷時都未必是壞人、惡人或者小人,但拆遷一發生,就只能各自站隊,干部歸干部,群眾歸群眾,在巨大的利益釋放之前做最負面的搏擊。這個群體性的道德陷阱必須走出,否則中國的現代化和穩定必然會受到沖擊。

  減除這些負能量的主要著力點是“限權”.如果沒有行政權力的強大支持,哪個開發商和“拆遷公司”有膽量大打出手,甚至不惜草菅人命?因此,規范治理就是限權治理。需要注意的是,限權不是取消權力,因為發展倫理是大國必然背負的。限權是為了公權力在一個更加理性、安全、和平的程序中展開,讓程序本身“凈化”權力內在的貪婪、傲慢與沖動,讓其公共性和責任性更充分地呈現出來。

  改革是逼出來的,踐履善治的官員也是逼出來的。拿什么逼呢?法律和民意。具體而言可考慮如下思路:

  第一,加強地方人大對城鄉規劃權的掌握與行使,從上游制約行政權;第二,積極推進與行政區劃適度分離的司法區劃改革,推進訴訪分離改革,建立司法權對地方行政權的強勢審查,維護法律公正與權威;第三,推進更加充分的政府信息公開,尤其是涉及征地拆遷的重大公共工程或項目的信息公開;第四,健全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和公眾參與機制,使政府決策嚴格符合法律規定,同時還必須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礎;第五,對涉及強拆的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直接責任人和主管領導實行“一票否決”,強化行政問責制。

  田飛龍:北航高研院講師,法學博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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